《二十四史》記載了千年華夏的歷史，現(xiàn)如今的人都是通過它們來了解歷史，然而過度信服于典故和佳談，就不能正確地認識一個歷史人物形象，這是大多數(shù)國人的通病。這其實是傳統(tǒng)的歷史觀引起的。

其實早在二千多年前，孔子的學生子貢就曾說：“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，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”大意是說紂王的罪行其實并沒有史書中說的那樣厲害，只是后人把各種罪行都歸在紂王的身上罷了。司馬遷在《史記？殷本記》中稱“帝紂資捷辨疾，聞見甚敏；材力過人，手格猛獸。知足以距諫，言足以飾非。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聲，以為皆出己之下。”可見，商紂王廣聞博見，知識淵博，思維敏捷，身材高大威猛，力量無窮，能言善辯。他的能力足以向臣下自夸，他的聲望足以輕視世人。繼位后，重視農(nóng)桑，社會生產(chǎn)力發(fā)展，國力強盛。把商朝的國土擴大到山東、安徽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沿海，保衛(wèi)了商朝的安全。毛澤東在評價帝辛時說：“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、能文能武的人。他統(tǒng)一東南，把東夷和平原的統(tǒng)一鞏固起來，在歷史上是有功的。”帝辛統(tǒng)一東南以后，把中原先進的生產(chǎn)技術和文化向東南傳播，推動了社會進步和經(jīng)濟發(fā)展，促進了名族融合，郭沫若在一首詩里說：“但緣東夷已克服，殷入南下集江湖，南方因之慚開化，國焉有宋荊與舒。”可見，不論是古時的吏官還是近代的文壇巨匠，都對紂王有著極高的贊譽，完全肯定了他英明神武，勵精圖治的明君形象。但不論是寓言影視，還是教材，都教育后世不能像他一樣殘暴，無道，沉醉于歌舞，他一直作為昏君的典范，作為萬劫不復的反面教材。熒屏熱播的《封神榜》讓不細細研究歷史的平常人對紂王有著怎樣不堪的認識。

相比之下，春秋的越國第二世君主勾踐，臥薪嘗膽的精神總是讓我們引以為傲。滅了吳國，稱霸一時，這些功勞自然不能抹殺。然而，就以這些所謂的“成功”給他樹起“英雄豪杰”的碑傳，那就荒唐至極了。他在滅吳之后因為聽信讒言逼死功臣文種的行為，就可以看出，他是一個只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同享福的心胸狹隘的“小人”。軍師范蠡早就認清了他的這一“小人”本性，在滅吳之后及時地退隱從商，才避免了文種同樣的命運。草莽皇帝劉邦，原為不折不扣的無賴，最后卻統(tǒng)一天下，他與呂后在對付功臣的手段上，的確叫人心寒，韓信，彭越兩大兵家始祖都冤屈而死，他對曾經(jīng)放他生路的丁公，項羽恩將仇報。大明始祖朱元璋也是因為心胸狹隘而誅殺功臣，這都表現(xiàn)出了農(nóng)民出身的他們有著改不掉的粗鄙。千百年來一直受到贊譽的他們就不應該戴上一個“奸雄”的帽子？

然而歷史也不會抹滅那些失敗的真英雄，從紂王說起，部分史學家也表示，紂王因為捍衛(wèi)奴隸的權利而觸犯了以周國為首的十一個小國的貴族的利益，難道不就是和商鞅一樣的經(jīng)歷嗎？他開拓山東、淮河下游和長江流域的功績。商朝疆域的擴展，促進了中原文明的傳播，有助于華夏大地的生產(chǎn)力發(fā)展。他曾推行一系列革新措施，如反對神權，改革舊俗。打破奴隸主貴族“世襲”制，大膽地從中下層提拔了一批新人，為其革新路線服務。為古代中國的最終統(tǒng)一奠定了物質(zhì)和思想的基礎，是統(tǒng)一古代中國的先驅(qū)者。項羽不僅有超群的武功，“力拔山兮氣蓋世”，而且非常講究朋友之間的義氣。在鴻門宴上他放棄了除掉劉邦的絕好機會，就是因為他看重與劉邦一道起兵反秦的患難情誼，不忍手足相殘。這樣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、真豪杰，卻因為最后敗給了背信棄義的劉邦，而為“歷史學家”們所不齒。但依舊有不少人贊嘆他的軍事才能，肯定推翻秦朝的卓越貢獻，項羽才是秦末的真正豪杰！

從客觀的立場上分析中國“成敗論”，就是“成者王侯敗者賊”的必然趨勢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“黃巾起義”叫做邪教作祟，得而誅之，而“紅巾起義”卻稱為出師有名，替天行道。作為古時的一個吏官，的確害怕因記載有關當朝皇帝的不義之舉而受刑，司馬遷就是因為觸犯了漢武帝而處以宮刑，但是他依舊不畏強暴，以“太史公”的公平立場詳實地記敘了從黃帝到漢武帝時期的歷史事件，對人物進行全面客觀的評價。他的《史記》才能堪稱史家之絕唱。后世的吏官誰敢冒著這樣的風險去記載實情呢？只能為王侯將相樹碑立傳。戰(zhàn)后的日本依舊軍國主義橫行，教科書明顯修改了歷史的真實性，妄圖掩蓋侵華的罪行。這難道不是讓后代的歷史觀更加模糊，讓他們更加迷茫于道德與榮辱之中嗎？新世紀的我們應該培養(yǎng)正確的歷史觀，讓我們正確看待歷史，看到每一個歷史事件的兩面性，從中汲取經(jīng)驗和教訓，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，不以成敗論英雄，不因情緒掩蓋事實。